1949年9月20日，国民党空军中尉毛昭宇驾驶一架编号303的C‑47运输机，从成都飞往宁夏银川。他此行任务是接应宁夏军阀马鸿逵的家属及相关人员前往台湾，他并不知晓，就在前一天宁夏已经宣布和平解放，解放军十九兵团全面接管当地防务。
毛昭宇时年25岁，是国民党空军副司令毛邦初的侄子，而毛邦初是蒋介石原配毛福梅的亲侄子，靠着这层亲缘关系，他立场极度偏向国民党，从被俘那一刻起，就没有打算真心归顺。飞机落地银川西花园机场后，毛昭宇与副驾驶潘肇雄、通讯员王近愚、机械师陆培植、冯明鑫、中校参谋姚全黎，一共6名机组人员被解放军当场俘虏。
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解放军空军体系几乎一片空白，一架完好可用的C‑47运输机在当时属于极为稀缺的装备。部队本着优待俘虏、吸纳技术人才的原则，没有将这群人关押管控，而是安置在当地省政府招待所，伙食标准与我军人员一致，日常活动范围仅限银川市区和机场。
我军抽调22名陆军战士负责看管，可这些战士常年地面作战，完全不熟悉航空设备，也没有防范敌方人员夺机叛逃的经验。毛昭宇表面上十分配合整编工作，背地里每天都在观察机场岗哨布局、飞机停放位置，以及我方人员的作息习惯，暗中策划着劫机叛逃的计划。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成立，全国上下一片欢庆。10月3日，毛昭宇等人借机提出，飞机长期停放不试飞保养，零部件极易损坏，需要进行一次例行试飞。负责机场安保工作的19兵团管理科长洪良没有多想，同意了试飞申请，同时安排人员随机进行监视。
登机之后，毛昭宇谎称飞机超载、线路存在漏电隐患，不穿胶鞋容易触电。缺乏航空常识的我方人员信以为真，洪良下令大部分随行人员下机，最终只留下自己、高炮连连长李果仁、机要参谋潘国杰3人留在机上监视。
随行三人中，只有洪良、李果仁配有枪械，潘国杰并无武器。洪良坐在副驾驶位置，另外两人待在货舱。舱门关闭的瞬间，毛昭宇直接推满油门，挣断固定飞机的绳索强行起飞。地面警卫发现异常后立刻开枪阻拦，但普通子弹无法击穿机身，只能眼睁睁看着飞机升空远去。
飞机升空后，6名国民党机组人员立刻发难。他们故意操控飞机剧烈颠簸，3名从未乘坐过军机的我方人员严重眩晕，根本无力反抗，很快就被控制，配枪被全部夺走。机要参谋潘国杰想要销毁随身携带的机要密码本，不仅未能成功，还遭到殴打昏迷。
飞机没有直接飞往台湾，先在重庆落地补充燃油，随后转飞广州，10月5日降落在广州天河机场，10月9日才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亲自到场迎接，还将这架303号运输机更名为“忠勇号”。当天蒋介石亲自接见了6名叛逃人员，毛昭宇后续被提拔至少将军衔。
被劫持到台湾的洪良、李果仁、潘国杰三人，随即被关进台北看守所。国民党方面不断逼迫三人写下悔过书、公开发表反共言论。后续三人命运各不相同，潘国杰在1952年被遣返回大陆，李果仁选择留在台湾，洪良自此下落不明，再无公开记录。
这起事件在当时直接震动整个西北军区，被列为建国初期性质最恶劣、损失最大的俘虏叛逃事故。事后全军紧急整改战俘管理、特种装备看管的相关制度，弥补管理漏洞。刚解放大西北的解放军，首要任务是稳定地方局势，对被俘敌方技术人员的警惕性不足，再加上航空专业人才极度匮乏，监管经验缺失，最终酿成了这场严重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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