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泓
现代诗人、文学史家、古代文学学者林庚先生，受聘于燕京大学，1947年初冬的一天，携夫人王希庆、11岁的长女林容，4岁的幼女林音，从东城搬至西郊燕南园，最先落脚于53号，林音至今还记得53号那挂着竹帘的大阳台。1949年夏天林家换到66号居住，1950年冬天林家又搬至燕南园南边最深处的那组中式建筑62号。当时的62号已一分为二，林家住在东侧，社会学系严景耀、雷洁琼夫妇住在西侧。
林庚先生1952年随燕京大学国文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86年退休，自此告别讲坛，蛰居燕南，读书写作，生活低调。那些年，学生们从62号门口路过，透过两扇油漆有些脱落的大门，能看到林庚先生静静地坐在藤椅上，面对满院的花草沉思，阳光洒在身上，他的侧影清癯安详。燕南园的邻居们也常见一位挺拔的老者在园中散步，目光清朗，面色和煦。只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认识他的人越来越少了，以至晚年的他，被称为“喧闹时代的隐退者”。
林庚晚年的隐居，被学者钱理群教授看作“从根底上是自由的精神”。 他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身上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
一
燕南园62号是一组凹字形中式平房建筑，坐北朝南，有一个宽敞的大院子。林音说，我们从楼房搬到了62号，这迎合了爸爸喜欢住平房，妈妈喜欢侍弄花草的意愿。她也喜欢62号的大院子，至今记忆犹新：紧靠南墙有一棵大洋槐树，树冠好似一把大伞盖，洒下一地浓阴，春末槐花满院飘香，那用洋槐花做的馅饼留下了儿时的甜蜜回忆。院子中间有两棵柿子树，秋天硕果累累，摘下脱涩放熟后晶莹剔透，送给左邻右舍又是一大乐趣。院子的中央是一片草坪，四周种了许多当时少见的花卉，如蓝蝴蝶、德国鸢尾、唐菖蒲、桔梗等等，周边的院墙上爬满了粉色、白色的蔷薇，几棵各色的月季散落在草坪周围。这都是妈妈一手规划指点的，还有一个老花工协助打理。在院子的北边有一间花房，冬天用来给不耐低温的花卉过冬，后来妈妈调到北京农业大学后所写论文用的实验材料——莲花就是放在这个花房中过冬的。在住房东、南、西三面的窗外还种满了翠竹。爸爸十分喜欢竹子，经常亲手给竹子施肥，浇水，打理。
林庚与王希庆夫妇合影
林音说，爸爸和妈妈1930年代同在清华大学读书，还是我姑姑介绍他们认识的，我姑姑和妈妈在师大附中读书时是同窗好友。她说过：你爸妈谈恋爱时，你爸爬山看云彩，你妈到处找花朵。
林庚（1910年－2006年），字静希，福建闽侯人，生于北京。1928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但一年以后就自愿转到了中文系。从理科转向文科的原因 ，竟是看到了《子恺漫画》，特别是那些以旧诗词句子作的画，如‘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再读过郑振铎为《子恺漫画》写的序，他说：想不到文学能有这么大的力量，能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出一种在一般朋友间不可能有的丰富的感情来。
1930年林庚转到中文系，和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联袂清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遂得“清华四剑客”的美誉。用季羡林的话说，四个人“方言高论、无话不谈，‘语不惊人死不休’。个个都吹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不是梦笔生花，就是神来之笔。”他们一起听过当时名噪一时的女作家冰心的课和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先生的课，结果被冰心板着面孔赶了出来，却和郑振铎先生成了朋友。
林庚师从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先是研究古典诗词，后又转向自由体新诗，他才华横溢，创作活跃，参与创办《文学月刊》。他发表的第一部诗集《夜》，俞平伯为其作序，赞之“异军突起”，闻一多为其设计封面。1933年毕业时获准以诗集《夜》代替毕业论文，取得学士学位，首开清华中文系的先例。同时毕业的还有：吴组缃、钱钟书、曹禺、乔冠华、孙毓棠、王铁崖、巫宝三等，这就是清华历史上极其著名的“神奇的33届”。
王希庆（1911——1990），山东蓬莱人，生于北京。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34年10月王希庆为林庚的第二本诗集《春野与窗》做了封面设计。林庚说，“30年代，我在清华读书，一天可以写三四首诗，一拿起笔来，诗就往外流。”每有新诗草就，必先读给王希庆听，她的评价是重要的参考。1935年7月18日两人结为夫妻。1936年林庚出版的诗集《北平情歌》，创作于两人相恋、新婚时期。这本诗集的封面也是王希庆设计的。那些情诗多为新格律体短诗，意象清丽，藏着两人日常的默契。一句“落叶在窗外，风吹过，是我和你”，平淡见深情。
林庚毕业即留校，担任时任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的助教，并为闻一多的国文课批改学生作业。尽管风头很盛，但他还是想当作家，第二年春天就去了上海，不久发现靠稿费不能维持生活，四个月后又回到北京。正好当时的北京民国学院要找能教文学史的教员，林庚就又回到教学岗位，在民国学院教了三年书，在女子文理学院、师大还兼了一些课。一边教书，一边写诗。 “七七”事变以后，林庚南下到厦门大学教书去了，1938年1月随厦大迁至闽西山区长汀，与外界几乎处于隔绝状态，于是他把主要精力放到古典文学研究上。王希庆则在集美中学教生物课，同时相夫教女。大女儿出落得亭亭玉立，小女儿憨态可掬。
林庚与家人合影。摄于1945年福建长汀
照片初看一幅岁月静好的模样，但背后藏着战乱中平民的辛酸。王希庆回忆说，长汀的条件异常艰苦，动不动还得抱着孩子跑防空洞，躲避日军飞机轰炸。林庚在战乱中沉潜下来做学问，大有斩获，他说：在厦大我教了十年书，写了那本《中国文学史》。
他的老师朱自清为这本书作序，评价很高：“郑振铎有《文学史》，刘大杰有《文学史》，第三本就是林庚的《文学史》，但风格跟他们的不一样。”“用诗人的锐眼看中国文学史，在许多节目上也有了新的发现，独到之见不少”。
四十年以后，1995年，林庚和他的弟子张鸣（此时已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有一次学术对谈，其中有一段探讨了《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心得。
摘自对谈录：
林庚：我把创造性放在第一位。什么时代创造性最强，我就最感兴奋，认为这是文学最有希望的时代。所以在我的《文学史》里，对整个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态度，就是什么时候最富于创造性，我就重点强调，什么时候创造性弱了，我就谈得简单。像汉赋，我讲得很少；像唐诗，我就花很多力气去讲。先秦时代的散文，我谈得很多，宋诗，我讲得就比较少，而宋词讲得比较多，因为宋词相对于宋诗更富于创造性。戏曲小说，我也谈得多一些，特别是小说，因为唐以后，文学的主要成分是市民文学，很多作家投入其中，把市民文学的品位提高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聊斋志异》，都富有创造性。
林庚：对作家也是这样，看谁有创造性的，就多讲谁。比如“元嘉三大家”，颜延之、谢灵运、鲍照，我的文学史中，对颜延之就不讲，因为在我看来，他没有创造性，尽管他当时是大家。而鲍照在七言诗上有创造性，谢灵运在山水诗上有创造性，就要讲他们。
还可以补充一点，我关注的创造性，最可宝贵的主要是作品。如果屈原没有《离骚》、《九歌》，他顶多是个政治家，他之所以成为了不得的作家，就因为他有这些作品啊！只有作品才体现了作家的文学创造性，生平、官职什么的，并不能体现创造性。
张鸣：您的这部《文学史》是以文学创造性为中心的，这是您的灵魂。 为什么您和其它研究古代文学史的学者不同呢？
林庚：那是因为搞创作的人不会去讲古代文学，搞古代文学的人又不从事创作。而我是“兼差”的人，我是从一个写新诗的人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史，跟不搞创作的人写的《文学史》不会是一样的，思路就不一样。
我重新翻阅了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深感到 “个人治史”的魅力，他重视的是文学的独立性与生命力，且行文采用诗一般的语言，没有任何俗套，充满了鲜活感。林庚先生80年前所大力呼唤的“盛唐气象”、“少年精神”，通篇强调的“创造性”，如黄钟大吕，至今仍然振聋发聩。
二
1952年院系调整后，林庚与自清华移教北大的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成为中文系最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之一。
在搜集浏览资料过程中，我发现陈平原教授有一个呼吁，很有意思，我以自己任教高校二十年的亲身经历，也非常赞同。他主张“要加强对‘文学课堂’的重视”，他认为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对于学生来说，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如果以这个标准回望林庚先生，陈平原说：他的课堂风貌给学生们造成心灵的震撼。
林门弟子博士生商伟形容林庚“身着丝绸衬衫，风度翩翩，讲课时不读讲稿，只是偶尔用几张卡片，但是思路清晰，且旁征博引”，“用的几乎是诗的语言，而他本人则如同是诗的化身”，在座的同学们“完全被征服了，全场屏息凝神，鸦雀无声，连先生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林门弟子博士生张鸣还记得，有一次听林庚讲“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当谈及“风满袖”的意蕴时，他平静地、引经据典地讲着，站在写满优美板书的黑板前，静静地看着学生，那时的张鸣忽然“感到了先生绸衫的袖子仿佛在轻轻飘动”，虽然那时教室里并没有风，可就在一刹那间，“顿悟”瞬间到来：这就是诗的魅力于静默中的召唤。
1955级学生马嘶心目中的林庚，是“用诗一样美好的情感和语言来讲课”，“讲授古诗中的名篇，讲得神采飞扬，意趣高远，仿佛是自己在构思，在吟哦。他总是能在诗艺的剖析上道出前无古人的自家之眼，爆出连篇的妙语和让人拍案叫绝的结论。”
林庚先生讲究衣着，爱戴围巾，素来整洁。即使披一件夹克，不扣扣子，也让人觉得“高洁”。 他上课时穿的是普通中山装，手提一个草篮子，用来装讲稿，就是家庭妇女用来买菜的那种，但他提在手里，便别有一种名士的派头。
林庚先生讲课，绝不枯燥,而是诗意地飞翔。讲楚辞,讲考据,学生视为畏途,他说:“考据并不意味着钻故纸堆,闭目塞听。好的考据家就像是出色的侦探。”三言两语,举重若轻,使学生跃跃欲试。
论王维,他说:“古人称王诗‘穆如清风’,那就仿佛是清新的空气,在无声地流动着,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说到“盛唐精神”,他说“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 这是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
林庚先生的板书也是中文系的一绝，带给学生的惊叹与赞美，不亚于他讲课的内容。当年在水泥墙上用墨涂出一块长方形，横着的，便是黑板了。老师手执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如果气候潮湿，粉笔不太干，那笔画便有了粗细的变化，配合着落笔的轻重，能写出毛笔的效果。 “板书飘逸公孙舞”，有学生用公孙大娘舞剑器比喻他的板书，可见他书法的功力。
1986年，年事已高的林庚决意退出讲坛。当时系里正筹划着请老教授们为学生讲课，钱理群出面把吴组缃、王瑶、季镇淮、游国恩等都请了过来。这其中，也有先生，他讲的主题是屈原和李白。由这样一位楚辞和唐诗研究的翘楚，来讲这两位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是不二人选。先生决定把自己毕生的功力、才情、学养毫无保留地传给学子。为这“最后一课”，在讲台上已躬耕了五十余年的先生，整整准备了一个月。先生开讲那日，名流如云，场面极盛。上课铃声一响，身高近一米八的林庚先生出现在讲台上。
据钱理群回忆，先生衣着整洁大方，神采奕奕，一站在那里，就把学生震住了。先生开口就问：“什么是诗？”然后，随口举出几首唐诗，逐字逐句赏析，先生讲得有声有色，学生听得如痴如醉。先生这才缓缓点出这堂课的主旨：“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此语一出，所有的学生顿有所悟，全都陷入了沉思。这堂课下来，大家都蒙了：诗歌竟然可以讲到这个境界。
然而，也正是这堂课之后，先生大病一场，倒下了，休养了好长一段日子。自此，“林庚先生讲诗”渐行渐远，逐渐成为北大的一个传说。
三
在袁行霈教授的笔下：燕南园62号是一个中式的小庭院，入院右手数杆竹子掩映着几扇窗户，窗棂雕了花的，那就是林庚先生住房的东窗，窗边就是他经常出入的东门。走进东门，穿过一段走廊是客厅，客厅南窗外有一段廊子，所以客厅里的光线不很强，有一种舒缓从容的氛围。从客厅一角的门出去，右转，再打开一扇门便是书房，那里东、南、西三面都是窗子。冬季的白天，只要天晴，总有灿烂的阳光照进来。这正应了他晚年的诗作：““蓝天为路，阳光满屋。”林音说：这个房间原来是父母的书房兼卧室。
林音谈起母亲，她1947年随父亲到燕京大学以后，有一段时间参与了燕大幼儿园的建立，1950年以后到了生物系。林音记得，妈妈曾带着燕大生物系的学生们，给燕园里的每棵树都钉上小蓝牌，牌子上有此树的名称、科目等等。她跟着妈妈和学生们的后边跑，认识了许多植物，由此也种下了对生物学的兴趣，后来学了生物物理，在中国农科院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所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后，王希庆调到了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任教，讲师、副教授，植物教研组组长。文革初因病提前退休，1975年股骨颈骨折，因糖尿病无法手术，从此行动不便。林庚事无巨细，亲自侍奉，来回几里路到中药店取药，也要亲自前往，因他不放心，要亲自盯着药店的店员抓药。林音说：妈妈去世前的两年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爸爸非常辛苦，白天他要写文章，还要照顾妈妈的饮食起居和用药配药，晚上因妈妈的病痛不时还得起床相陪，不得安睡，人瘦的变了样。
王希庆于1990年2月21日病逝，第二天正是林庚80岁寿辰。
五个月以后，林庚写下一篇《庆的怀念》，文中表示他要做一件事，以纪念一生的知音与伴侣： “我常常写下的一些若有所思的短语，每次都不过只有那么几句，高兴时便把它拿出来念念听听”，“这些无凭的言语，她听了却很是欣赏，以为这是我晚年的一种新境界，她的这种喜悦是我没有想到的，也很使我惊讶。我们在一起，她常爱听我念诗，而我也总是爱念给她听，那几乎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如今她不在了，我忽然觉得我应该把这些断章随想整理出来，编成一个集子，这也许就是我对她最好的纪念了。”
这本“随想诗”集共二十八章，是平时一首首积累下来的。林音回忆：爸爸让我们把白纸裁成小纸片，一打打放在书桌上，他写好一张，就放在书桌的抽屉里。全书最后是那篇《庆的怀念（代后记）》。文中写道：我想她若在天有灵，看到这个集子，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这是她曾经期待过的，也是她所喜欢的。我把这个集子定名为《空间的驰想》，这里面的一些想法，也许正是她所欣赏的那种原始的陌生的思维吧。
林庚先生对《空间的驰想》的自我解读：“这本诗集主要是表达我的美学思想的。诗集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写“空间和时间”，第二部分写“生命”，第三部分写“美学”。空间是最根本的、最永恒的，所以说“大海是蓝天下无尘的镜子/小河是清风里明月的忧愁”、“光是化为能的水/水是化为物的光”。生命最本质的东西是青春，所以说“生长是快活/而活着是馀波”。美则是表现青春的，诗也是表现青春的。”
我在《群言》杂志2001年6期找到一篇本刊记者对林庚先生的访谈，其中有一段涉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时间与空间关系的问答，林庚先生的回答非常精彩。摘录如下：
问：物质的文明压倒了精神的文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答：物在发展，也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又不可能拉着物不让走。关键在于拿什么东西来与它平衡，减少它的负面，填补它的空虚。科学技术注重的多是外部世界，文学艺术更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如果能产生中国的唐诗、欧洲十八九世纪文艺那样的繁荣，就能平衡过来。人应当学会利用物质文明，要做主人，不要变成物的仆从。
问：怎样才能掌握主动？
答：不能把人最原始的力量失掉，生命更需要的是精神的力量。80年代初，我就预感到物质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艺术并不是生活的装饰品，而是生命的醒觉。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物质文明越发达，我们也就越需要这种精神上的原始力量。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物质的俘房。
问：艺术的繁荣是需要环境和条件的。
答：这就需要有一个自由的空间。人不应该仅仅追求时间。更应该争取空间。这就是《空间的驰想》的美学思想。
我们现在过于追求时间。时问就是财富，时问就是金钱，似乎只有时问才是最宝责的，不觉中却失去了空间。
物质的发展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时间仿佛是一条线，而空间乃是立体的。我们若失去了空间的立体性，生活就如同挤压在一条线上，感到浮躁，陷入匆忙，得不到精神上的从容与解放。空问的立体性就是宇宙的本体性。如果没有空间，世界将失去一切存在。
不知诸位读完上述问答有何感想？我是被林庚先生25年前的思考深深震撼了。对照当下的社会焦虑与我们面临的精神困境，由衷地感佩林庚先生有着未卜先知、洞悉世事的大智慧。
四
林庚一生推崇寒士文学、布衣精神,他自己亦极简朴。谢冕说他的家:“绝对与豪华无涉,说是清贫,也未见过分。有一个厅,却是连一套像样的沙发也没有。记得有一只过时的冰箱,倒是被放到了显要的位置,”在温儒敏的记忆中：客厅里永远是那几个旧式书架，一张八仙桌，还有一个沙发，茶几上总是堆着他外孙的复习资料之类，一切都那样简朴。每次去看先生，总担心天花板上那快石灰块就要掉下来，建议找修建处来修一修。可是林先生说打从他搬来后不久就是这样了。“
夫人去世后，弟子们去按响燕南园62号的门铃，便看到纱门后林先生稳稳地走来，仍是旧样。走进他的书房，出乎意料地整洁。有玻璃门的书架上，书籍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按套排列着。没有玻璃门的书架，则用大透明纸罩了起来。地板上，一尘不染。书桌上放着一个深绿玻璃灯罩的老式台灯。只是墙上挂起了林夫人的遗像，很年轻的样子，端庄秀丽，安静平和的目光注视着你。
林先生说自己一个人独立生活，有一个上大学的外孙与他同住。另一间屋子里，果然传来活泼的谈笑，音响中的音乐和几声断断续续的笛声。林先生坐在旧圈椅中，谈诗论史。
林庚先生卧室的床头，挂着一只“老鹰型风筝”。先生自幼酷爱放风筝，家门前有片洼地，每当风起之日，天空中就飞舞着他的风筝。早些年每到春天，天空晴朗而又有一点风时，还能看见这位六、七十岁的老者，在女儿的陪伴下，带着外孙，在北大图书馆前的草地上放风筝。
他爱打篮球，从年青，一直打到不惑之年。以后，改打乒乓球。26届世乒赛期间，林庚先生的家成为“演播厅”，中文系的年轻教师们每天都来到62号院，客厅里临时凑了全家所有的椅子和凳子。26届世乒赛结束不久，林庚买了一张乒乓球台，放在院子宽敞处，自此，南墙下便常见师生们与林庚先生打球的身影，直至他的花甲之年。
林庚先生喜欢唱歌，美声唱法的男高音。林音说：我爸唱歌嗓门大，小学时我回家走到燕南园的小上坡，就能听到园子南头老爸唱歌的声音。可我妈心脏不好，怕听强烈的声音，所以，妈妈在家时爸爸从不放声高歌。林庚先生家中自有知音。他的大女儿林容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专攻乐理，大女婿张畴在中国音乐学院教声乐，他和老丈人经常互相切磋。家中有一架钢琴，林容当年学过钢琴，她的儿子张佳林后来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并留校教书。燕南园二代、三代子弟不少人都有当年追逐张佳林在北大开演奏会的经历。
林庚先生喜欢西方古典音乐，林音记得，小时候爸爸带着她逛东安市场，在旧书店里淘古书，淘西洋音乐的黑胶唱片。家里有一个床头柜，放满了黑胶唱片，许多是20世纪世界十大男高音中恩里科·卡鲁索 (Enrico Caruso)与本尼阿·吉里 (Beniamino Gigli)的唱片。书桌左边的一个抽屉里，放着口琴和定音笛。林音回忆，妈妈去世后，爸爸每当唱起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告别战友》，唱到“啊 亲爱的战友 ，你也再不能听我弹琴听我歌唱”时，便老泪纵横。
翻翻林庚先生的简历， 发现 他学生时代就喜爱唱歌，并创作过歌曲：“九一八” 事变后，林庚积极参与清华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加入了赴南京请愿团以及绝食请愿。他为这次学运创作了《军训战歌》，只可惜旋律与完整歌词遗矢，但留下了那铿锵有力的主旋律“为中华，决战生死路！”
晚年林庚先生用唱歌来替代体育锻炼。他说，引吭高歌，治愈了他呼吸系统的疾病，也是长寿的秘诀之一。当然这是内部说法。公开的说法则是在为先生九十华诞祝寿的时候，有人曾向他请教长寿之道，先生回答：“有两条，一条是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再一条就是多吃胡萝卜。”
1995年以后，林庚先生渐渐行走困难了，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林音回忆，每天下午两点钟，爸爸都会到书房去，坐在书桌旁的圈椅上，凝视着窗外那几杆竹子，摇曳的枝叶在书房的床上落下婆娑的竹影。他一动不动，会坐上好几个小时。让人想起了王维 “竹里馆”里所写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林音说，只是爸爸没有弹琴，而是在他的诗歌长河里静思冥想。
书房里的这张大书桌，是林庚与王希庆结婚时买的
书房里的这张大书桌，是林庚与王希庆结婚时买的，两面都有抽屉，一人一面，相对而坐，是共用的，中间摆放着笔墨纸砚。1936年那本《北平情歌》就是在这张书桌上完成的。1937年南下时，这张书桌留在了北平。林音回忆说：1947年以后，这张书桌就跟着我们搬家，最后搬到燕南园62号。爸爸毕生的写作：诗集、论文、讲义都是在这张书桌上完成的。书桌右边的柜子里曾放满了讲义、文稿，文革时抄家被全部抄走了。这张书桌也是妈妈伏案工作的地方，我看到过妈妈在写论文，爸爸帮她修改。
林庚先生晚年照片
林音记得，父亲80多岁的时候，和她说过，自己能活到90岁。2006年9月29日，国庆节前，林音去看父亲，父亲说,“看来我能活到100岁”。父女相约一起过中秋节。（那一年的中秋节是10月5日）。10月3日晚上，林庚先生想出去看月亮，外孙（林音的大儿子）驾车将他送到未名湖边。他坐在轮椅上看着夜空，有些遗憾：“月亮怎么不圆？”
10月4日下午，林庚先生照例坐在书房的圈椅上静思冥想，面前是陪伴了他一辈子的大书桌。窗外的天色逐渐暗下来，没等到端上晚饭，他头一歪，便驾鹤西去了。享年9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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